我是八年前结的婚，偷偷结的婚。因为那时我还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。那是最后的一个学年，也是我个人意志最薄弱的时期。单身生活，我已经过够了。过得让我害怕和恶心了。
我十七岁不到的那一年高中毕业，离开家门上山下乡当知青，从此就再也没有真正地回家。在农村，我作为女单身和别的女知青居住在一起。后来读医学院，我理所当然地居住在女单宿舍。毕业之后分配到武钢卫生处，我依然居住在武钢职工医院单身宿舍。再后来我投考了武汉大学，还是居住在拥挤嘈杂的单身宿舍。我始终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一个女孩子在结婚之前，一定只能与其他女孩子一同居住？我喜欢读书，我喜欢安静，我喜欢有一张自己的书桌，可以伏案写作。可是我不能。在整整十一年的光阴里，我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我的许多大好时光被其他女孩子们占用了，正如其他女孩子也被我委屈了一样。有时候，我趴在自己的床前静静地读书，她们只好停止说笑，或者关掉收音机。有时候，她们的男朋友来了，也只好出去在马路边逛来逛去。在我的青春梦想里，单独拥有一个房间是我最大最美的梦。我曾经想方设法找朋友借居房子，可是居然引出了天大的灾祸。在那个年代，周围所有的人都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。陌生的邻居、我们医院的领导以及同事，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单独居住的动机非常猜疑。他们展开了跟踪、暗访、突然破门而入等手段来证实他们的猜疑。借给我房子的朋友是一个男孩，我们的关系就是一般的熟人。因为是他的房子，所以他偶尔会在下班之后来看看我，房门一旦在他身后关上，监视我的人们在外面急得抓耳挠腮。在那个时代，男女之间如果关系正常，就应该用敞开房门这种约定俗成的信号来表示他们的清白。我是在冬天借居的房子，我不能敞开大门让寒风无限地灌入，所以我要随手关门。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房门的社会功能，我是准备熬到夏天再说的。到了夏天，我会注意，只要有男性进入，我就对外界敞开房门。可是，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夏天了。人们找到了我那位朋友的单位，与他们的领导交换了意见。很快我的朋友就被领导找去谈了话，领导警告他说：“你可是要求进步的青年，正在入党的预备期当中啊！”
我是不怕人们的猜疑的。我好不容易有了一个个人的空间。我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得非常惬意。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。我怕什么？那时候，我太幼稚了。我太不了解我们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性格了。我不了解事物的关键在于：不是你是否做了坏事，而是别人是否认为你做了坏事。别人认为你做了，你就是做了。
借给我房子的朋友受到再三的警告，另有其他的朋友遭到了更大的威胁。这样，我就不能不考虑放弃和撤退了。我不能为了自己拥有一个单独的空间而断送我几个朋友终身的前途。我无比地愤恨和激怒。但是我还是败下阵来。
我又回到了单身宿舍的生活之中。我与大家居住在一起，日复一日地在吵闹、腋臭和各种不同生活习惯的碰撞中度日。更何况还总是有一些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姑娘的骚扰。在只有一张公用桌子的狭小房间里，读书和写作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性。日常生活也更加难以忍受。我清楚地看着岁月在流逝，我感到我在浪费生命，我恐怖极了。
就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最后一个学期里，我对集体生活和单身宿舍厌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这种强烈的情绪促使我寻找到了另一种途径，这就是结婚。那一年我二十八岁，写了一些诗歌和中短篇小说，在湖北范围内小有名气，外面知道我的不多。这使我很沮丧。本来我是决心先立业后成家的。可是有一天我醒悟到，如果我不用正常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写作空间的话，我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将更加渺茫。真是天无绝人之路，咱们道貌岸然的中国至少还没有禁止男女结婚。他们给我留下了一线生机。
我开始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，这个家里只存在爱人和我两个人。我可以随心所欲，穿着很随意地在房间走来走去。可以以最轻松的姿态歪在床上看书，想看多久都行。我写作的时候不必遮掩稿纸。我可以独自拥有一张阔大的写字桌，把双肘很舒展地放在书桌上面。哦！我太想了，以至于恹恹成病，一回到集体宿舍就烦躁不安，食欲日益减退。吓得我的男朋友连连惊呼：你怎么啦？
记得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夜晚，霉气熏人的宿舍暂时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抓紧这难得的安静时刻趴在床前写作业。写着写着，只觉得脚下痒痒的。起初我没有在意，一会儿，我的腿也痒痒了起来。忽然，有什么东西以十分明确的线性方向爬进我的大腿。我悚然一惊，跳了起来，举目一看，天哪：我们宿舍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灰色小虫。湖北人叫它们豌豆虫。而我的双脚，基本淹没在豌豆虫里。我大叫一声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哗哗直流。我仓惶地爬上床，发现床上也有豌豆虫。我爬上桌子，踮脚站在那儿，抽抽搭搭痛哭起来。这是什么日子啊！我从桌子跳到床上，从这张床爬到另外一张床，将自己脚不沾地地移出了房间。我跑向电话，一把抓起电话就拨通了我男朋友家的号码。
二十分钟以后，我的男朋友赶到。他将我从桌子上扛下来，一直扛着往外走，说：“好了，我们这就结婚！”
就这样，我从此便离开了单身宿舍。我们通过熟人开后门办理了结婚手续。我没有告诉学校。我没有举行婚礼。我没有光鲜漂亮的新房。我也没有什么钱。我丈夫也没有什么钱。在一幢五十年代的筒子楼里，有一间被油烟熏黄的房间，房间里只有一套家具，家具的柜子和抽屉都是空荡荡的，一只陈旧的黑白电视是我们唯一的家用电器，还是我丈夫下了千百次决心才开口向他父母借的。我们这个小家最醒目的是有一张宽大的书桌，有九个抽屉。因为有了这九个抽屉的大书桌，我就觉得幸福极了。八十年代中期的婚礼已经比较豪华了，一般年轻人结婚，父母总是要为他们尽量办得风光一点，崭新的电视机、冰箱、洗衣机、收录机什么的总归是要有几件的，液化煤气的户口，也是要高高挑在竹竿上展示的。我们没有任何展示，也没有什么新东西，所以开初，邻居对我们也有一点探头探脑，他们感到我们的新婚清贫得可疑，很像露水夫妻的苟合。但是，这一次我不害怕了。我们的确非常穷困，但是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婚证书。
我结婚了。我们没有蜜月。利用星期天的时间，我们搬到一起居住，星期一清早我就背着书包上学校了。
（摘自《怎么爱你也不够》，池莉著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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